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谈话中，有三个内容值得重视，整体而言，习近平明松实紧，他将过去空洞的呼唤，化为具体的步骤，整篇谈话更具有时间紧迫感。

整个谈话最鲜明的表述与倡议就是“探索‘两制’的‘台湾方案’”，这是北京首次将“一国两制”主张，从口号进入到实践层次的一次尝试，习近平旨在表明，“两制”的内容不是北京单方面的规定，而是由两岸共同“探索”出来的制度。

“一国两制”在40年前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时只有概念，还不存在这个名词，就像“九二共识”这个词汇在九二年也并不存在一样。10年前即“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前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发表的《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谈话，“一国两制”虽然提出，仍只停留于标题与号召的层次，“一国两制”意旨为何，仍要回归叶剑英与邓小平当年的说法。

其中1981年叶剑英所提出的内涵是“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以及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不变，财产私有制也不变。而邓小平1983年则是来访的杨力宇教授对谈时，再加上“司法终审权”。

由于邓、叶的元老地位，“一国两制”的内涵从此即未曾更动，不过，无论叶、邓，其特色都在于“两制”的条件是由北京单方授与的，而不是经由两岸协商，“两制”中的台湾这一制应该如何，台湾并无真正角色；习近平今天的说法，则是授予台湾对两制内涵的置喙或修正之权力。

这个倡议，与胡锦涛10年前主张“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可以相提并论，但前者谈的是统一之后的“两制”下的“台湾方案”，后者却是统一之前的“政治关系”，两者却不可同日而语。这显示，习近平虽给了台湾统一后的前景置喙的空间，却不再谈统一前的定位，希望加深台湾内部对于统一前景的思索，以及对统一议题的紧迫感。

其次，习近平今天谈话的另一重大改变是，两岸的和平方案不再是两岸当局负责商谈或制定，而是“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所推举的“代表性人士”出面，而“和平协议”这个更具有对等意涵的法律词汇也已经全然消失。

胡锦涛在10年前的谈话中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但到了习近平却只剩下“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其中胡锦涛的“和平协议”是由“两岸”即两岸政府各自授权之代表负责磋商，但如今的“制度性安排”，台湾这一方却显然只能由非官方性质的“政党”、与“界别”的代表负责跟北京商量。

第三个重大的差别在于，习近平重拾了江泽民1995年“江八点”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说法。这显然是针对台湾的“台湾人”认同升高到历史高点而说的，亦即，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是：两岸皆是“中国人”，如果台湾内部的认同竟然进展到了几无“中国人”可言的境地，那么“和平统一”的前提也就消失了。不过，相反地，如果“中国人”认同上升，却可以“中国人帮中国人”，让台湾享受更多的经济利益与发展机遇。

这三个与胡锦涛10年前谈话的重大差别，凸显了北京在主导两岸关系上大幅增进的自信与实力，台湾显已不被当成一个足以与中国匹敌的对等实体，而是被时代潮流牵动的筹码，习近平不认为台湾还有时间蹉跎，他将统一更为赤裸地抛在台湾的面前，逼着台湾去面对这个不太舒服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