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存，祖籍广东丰顺，1927年生于毛里求斯。1941年入伍，任陆军通信兵，参加过第三次、第四次长沙会战。后任台湾海军永川舰长、商船船长、轮机长等。
8月中旬，加拿大东南部魁北克省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环球人物》记者一路东行到了蒙特利尔，驱车来到抗战老兵吴永存先生的住所。这是一栋两层高的红色小楼，典型的加拿大式住宅。88岁的吴永存是参加过第三次、第四次长沙会战的国民党老兵，他在这里居住了29年。

记者敲门进屋，首先看到吴永存的太太和几个活泼的孙辈。1分钟后，吴永存走过来。这是一位目光温和、清澈的老人，衣着整齐，温文尔雅。记者一时想象不出，这样慈祥的老人，当年子弹在耳边呼啸，战友鲜血崩溅时，是怎样无所畏惧，奋勇向前的。

吴永存翻出了各种资料给记者看，其中有一张是加拿大退伍军人协会为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给他颁发的证书。他平静地聊起了在战场亲历的硝云弹雨，说到抗战胜利，才轻松地笑起来，“当年我亲耳听到日本签署投降协议书的消息，70年后我仍健在，又看到了全世界的华人要铭记这段历史”。
两代华侨归国
我祖上在广东丰顺。清朝末年，因为家中生活贫苦，我的爷爷随着南下的船队一路到了非洲大陆东边的小岛毛里求斯，此后两代人都定居在此。我出生于1927年，在兄弟姐妹9人中排行第六。我们是移民华侨的第三代，因为远离家乡，中文说得不多，就越说越差。父亲看着心急，“中国人哪有不会说中文的？”他一拍桌子决定让家里的9个孩子都回国，亲眼看看自己的祖国和同胞。那时哥哥姐姐们已经成年，便让他们先出发了。
1931年，我们远在毛里求斯的一家人惊闻发生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日寇还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战火已经烧至祖国边疆，父母还是坚定地要带着全家迁回国内，一是因为广州边境暂时安全，二是离开祖国这么多年，十分想念，也顾不上国内的战乱了。
第二年，母亲领着我，与另一位太太及两个孩子搭伴，乘船到了香港。随后父亲赶来与我们汇合。在香港住了近一个月后，全家人回到了故乡丰顺，父亲安排几个孩子进了学校学习中文。这一年我5岁，还不懂事，但我依稀记得那段日子街头《号外》的叫卖声，还有大人们议论着东北、华北的沦陷。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开始了更大范围的轰炸，无数城市变成了废墟，老百姓死伤无数。1938年，日军侵占了广州。父亲原本打算等我们长大后，让我们去英国读书，但当时看到日本人烧杀抢掠，一定要两个哥哥和我去当兵保家卫国。
就这样，两个哥哥先后考上了黄埔军校：大哥吴永篷是黄埔第四分校，第十七期毕业；二哥吴省初是黄埔第二分校，第十八期毕业。我还太小，留在家乡继续念书。1941 年冬天，我初中刚毕业，村子里来人招收幼年兵，我应招入伍，就这样成了陆军通信兵团14岁的娃娃兵。

火线上的通信兵
1942年春天，我被派到了长沙。此前的1938年，日军攻陷湖南北部，长沙成为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一道屏障，一旦失守，中国在战争中将处于更大被动。1939年开始，薛岳将军临危受命，率领第九战区先后与日军进行了4次长沙会战。我到长沙的时候，正是第三次会战刚开始。
我是通信兵，在营地负责传递作战命令，但由于前线打得激烈，我只接受了一个月的训练，就被派往战场，负责战地通信接线，保证线路畅通。那时我年龄小，对战争的概念很模糊。来到前线，看到街巷里、河道边一排排的尸体，堆得老高，我才切身感受到，打仗是要流血，是有牺牲的。
也可能正是因为初上战场，没太多实战经历，虽然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我却没那么害怕。有场战役我们在长沙岳麓山上打，利用山地地形，把大炮架在山顶，从高处往下轰击日军的战车。前线有个观察所，负责提供敌方的位置，用电话报告给后方炮兵，好让炮兵能准确击中。但这条电话线路赤裸裸露在战场上，因为没有任何遮挡而常常被打断，我和班长就冒着炮火，一路走一路查。通信兵的阵地离前线不到500米，我们就一趟一趟穿梭于阵地、前线与观察所之间。
尽管在后方的掩护中前进，但日军看到有人查线，还是“哐哐哐”直往我们身上扫射。我听见子弹“啾啾”地飞过耳边，四周都是枪炮声。有炮弹袭来的时候，班长好几次大喊“卧倒”，因为我只懂客家话，所以听到也没反应过来，就傻乎乎继续往前跑。所幸我没受伤。线接通了，敌军的坦克车接连被我们打中。我军最终获胜，我也因此荣立战功，由二等兵升任下士。
最难挨的是寒冬。部队发的棉衣很薄，一眼能看到里面的棉花。没有鞋穿，战友们自己编了草鞋，冬天呼呼的寒风根本挡不住，赶路时脚都被磨破了皮，鲜血直淌。吃得也简单，一菜一汤，咸萝卜就米饭。后来日军战败，我们在收缴战利品的时候发现，日军的军服可比我们的厚实多了。
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开始，日军改变了战术，不直接攻打长沙，而是绕过岳麓山，分几路向长沙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后来缺粮少水，很多士兵连武器都没了，就赤身与敌人肉搏。但最终我们还是没守住。6月，日军开始向长沙城区猛攻，19日，长沙被攻陷。
4次长沙会战，6年血雨腥风。我亲眼目睹失守的长沙，土堆上，水沟里，都是红色，那些尸体啊，都堆成了小山丘！

亲眼目睹日军暴行
长沙失守这年我17岁。被打散后，我和战友误进了敌占区。中国军队刚刚战败，日军统治下的敌占区人心惶惶。有个老农见到我们身上穿着军服，赶紧拉我们进屋：“你们是国军，日本人刚刚来过，赶快换上我儿子的衣服。”随后，老农还给我们准备了吃的，“别往东边走，因为日军的营地在那头”。
我和战友一路西行，要经过日军设立的关卡。关卡前排着十几个人，都是拎着大包小包的中国难民，我们混在人群中，因为穿着普通，年龄小，日本兵没注意我们。过关卡的队伍缓缓移动着，后面来了对夫妻，太太长得很漂亮。一时间，十几个日本兵围了过来，哄笑着，怪叫着，一拥而上压倒了她。在场的中国人躲的躲，跑的跑，但那几个日本兵却不许我们离开，还要那位太太的丈夫留下来一同观看（暴行）。
中国人呆呆地站在一旁，没有一人站出来。我也躲在乌秧乌秧的人群里，没有出声。做为军人，我们因为打败了，没法与敌抗衡，没法保卫父老乡亲，没法保护妇女儿童，我的内心是很凄凉的。
那位太太的丈夫也只是远远看着，敢怒不敢言。日本兵欺凌完后，才肯放我们走。过了关卡，那位太太哭红了眼，几个中国人劝了几句就各自逃一样赶路了。
回归部队后，我押运过两次粮草，还提职当了准尉。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我却想起了那天在关卡前的日本兵。再后来我长大了，也曾想起日本兵轮奸中国妇女之事。我也常常想，8年时间，中国遭受了多大的侮辱，人民遭受了多少苦，日本虽投降认罪，又能赔得了多少呢？
苦难不要忘记
我后来知道，我的大哥和二哥都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大哥是步兵，牺牲于浙江金华。二哥是炮兵排长，在湖北枝江牺牲。 所以抗战胜利后，我成为子辈中年龄最长的男丁。那年我18岁，便又开始入学读书，先后在湖南国立沅陵中学、湖南省立五中学习。1948年，我到广州考取了省立法商学院，攻读法律专业，后来因为钱不够，没读完。这时刚好海军军官学校招生，3000多人应考，只取50人。结果我考上了，就进了军校，又和部队扯上了关系。
1949年，我随国民党到了台湾，曾任海军永川舰长、商船船长及轮机长等职。1955年至1956年，我赴美国海军旧金山港防学校留学。1967年，我从海军退伍，成为高雄美商电子公司监工长。1981年，我带着全家人移民加拿大蒙特利尔，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了13年技术员。
抗战胜利至今70年，我横跨了大半个地球，从事过很多种职业，但战场上的那些日子记忆尤深。我没有留下在战场上的照片，一些小的纪念物件也在辗转各地的途中遗失，但我经常把这些故事讲给子孙后人们听。我认为他们即使身在海外，也必须永远铭记祖国抗战史。
我曾参与修建湖南岳麓山的抗日纪念亭，为了悼念在长沙会战牺牲的烈士。我听说这几年国内正在维修抗战遗址，这很好啊。今年正逢抗战胜利70周年，全世界的华人都在纪念，意义很重大。这样可以慰藉牺牲的烈士，让他们史册留名，对家属是安慰，也是在提醒我们，过去的苦难不要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