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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琳的中国 /李 彦
中国留学生 - 滑铁卢孔子学院专题
作者:李彦   
2012-08-21 16:11

1.

从北京回来很多天了,脑中依然萦绕着那条灯影憧憧的狭窄胡同,那间下不去脚的小饭铺,那碗由热变冷的青椒茄子面,还有罗莎琳强自镇定的神态。
罗莎琳在学校里教授加拿大文学,已经几十个寒暑了。年轻时,想必也是金发碧眼的美女。如今虽然韶华逝去,银发剪成寸短,眸子不再清亮,却依旧保持着她苏格兰祖先的高贵风度,瘦削的身板总是挺得笔直,启口说话时轻声细语。
我们虽不在一个系里,但每次碰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这不光是因为她的中国心结,还因她和我一样,也都崇敬白求恩大夫。这在加拿大人当中,可谓凤毛麟角。二十多年前我刚到加拿大时,在校园里遇到一百个人,知道白求恩名字的却超不过五人。
我曾问罗莎琳,为什么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会在他的家乡遭受冷遇。我更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位品格非凡、魅力十足的男子,会被妻子嫌弃,两度以离婚收场。罗莎琳寥寥数语,便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
“我姑母年青时,在蒙特利尔的医院工作,曾与白求恩共事。据说,他是个精力异常旺盛,充满奉献精神的人。然而,在个人生活方面嘛… … ”罗莎琳抿嘴一笑,似乎不屑于涉及这类话题。然而看着我期待的目光,她还是讲了下去。“姑母说,有一次,一个年青女护士突然好几天没来上班,大家四处寻找,不见她的踪影,就去护士长那里告状。护士长正在看病历呢,连头都没抬,就应了一声,‘去查一下,看看诺尔曼这几天在哪儿呢。’… …”
见我神色惊诧,罗莎琳耸耸肩膀, 转了话峰。“我不否认,白求恩他们这些共产党人,都是很高尚的一类人。但是,他们的政治信念和追求,往往不能被普通人所理解,特别是不能被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公众所赞同。因此,他们常常要生活在压力和痛苦之中。而他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却深受其害… …”她的语调依然平静,灰蓝色的大眼睛却蒙上了一层浓雾。不难猜测,她一定又是联想到了自己的丈夫。

2.
几年前,我在翻阅一部关于校史的新书时,几张黑白旧照跃入我的眼帘,揭开了一幅尘封已久的画面。
1974年春天,中国的文革烈焰已接近尾声时,大洋这边却燃起了一把火,将宁静的校园染红了半边。几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左翼教授,摹仿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带领学生游行示威,罢课造反,夺洋“走资派”的权,颇有向中国看齐,建立工农兵管理学校制度的势头。
罗莎琳的丈夫深受学生爱戴,年纪轻轻,就担任了系主任。整个事件中,他代表学生的利益日夜奔忙。几周后,校方为平息风波,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宣布几名挑头闹事的教授为“共产党”,全部开除公职。罗莎琳的丈夫因“同情重用共产党”之罪名,也遭殃及,丢掉了饭碗。
尽管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今天的人们不会再因“同情共产党”而获罪,但因长期以来的妖魔化宣传,人们仍然免不了心有余悸。我只能在私下里悄悄向罗莎琳打探1974年那场风波的原委。
“如果嫉妒某人的才华,最便利的手段就是给这个人扣上共产党的帽子!可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他只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关心底层百姓的利益,为他们奔走呼号,希望能给社会带来公正与合理罢了!”她咬着嘴唇,压低声音,竭力控制着胸腔中的愤懑。“头上戴着那样一顶帽子,他失业后四下里找工作,却处处碰壁,从此一蹶不振。阳光和欢笑,从我们家中永远地消逝了。他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沉默阴郁,脾气古怪。我和孩子们都成了他的牺牲品。你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吗?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我恐怕早就崩溃了!”
两年前,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加拿大访问时,罗莎琳曾在家中设宴,用美酒和诗歌盛情款待东方的文人学者。她的丈夫身为主人,见到来客时却手足无措,局促紧张,似乎三十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从当年那场致命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在他呆滞木讷的神情中,丝毫看不到那个曾经攫获罗莎琳芳心的青年教授的风采。
一瞬间,我似乎更加理解了,为什么白求恩大夫会在他的家乡遭受冷遇。
无论多么坚强豁达的人,面对命运的挑战,也难免会有脆弱的时刻。罗莎琳的先生如此,被人们奉为英雄楷模的白求恩大夫又如何呢?他与我们一样,有种种人所共有的弱点。一位中共老前辈的女儿告诉我,“白求恩绝非完美无暇。事实上,恰恰是中国革命、中国军队、中国的老百姓教育和影响了他,最终成就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
她的话思之有理。然而,想起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至今仍然难以释怀。
感染了败血症,而又没有任何药品救治的白求恩,躺在太行山深处小村庄的土炕上,奄奄一息。等待死亡的过程,是令人恐惧的。在忽闪的油灯微弱的光焰下,他断断续续地留下了我们今天都知道的遗嘱,把属于自己的所有物品,包括手术刀,铝饭盒,小汤勺,一条毛毯,一条呢裤,一根皮带,一双靴子… …一一分送给身边的同志,也没忘记叮嘱加拿大共产党组织,除了继续募捐,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之外,也希望能在他身后关照那位早已离婚的妻子,分期给她拨付生活费。
当上海的共产党人求助于黑社会头目杜月笙,躲过日本人的封锁,搞到一批珍贵的青霉素,几经辗转,终于送到那个小山村时,白求恩已处于弥留之际了。
此时,负责抢救的人们却产生了分歧。一方认为,贵重药品如此难得,即便给濒临死亡的白求恩使用,也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了。另一方则认为,无论后果如何,从道义上讲都应当使用。双方僵持不下时,人们于是决定,去听取白求恩大夫自己的意见,再做定夺。
据说,白求恩大夫认真地听完了他们带来的问题后,沉默了片刻,缓缓说道,“还是用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重要的。”
然而,不知是因为翻译的缘故,还是其他人有意或无意的误解,这句话传回来后,却变成了:“还是算了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可以奉献的。”
于是,白求恩大夫终于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那批珍贵的药品也就保留了下来。
消息传到延安时,毛泽东悲愤交加,挥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
当后人试图弄清楚白求恩临终时究竟说了什么时,有一种令人无法辩驳的理由是:白求恩当时的话是用含糊不清的英语说的。翻译只能揣摩,并结合英雄通常的想法而翻译他最后的那几句话。
多么希望,太行山深处上演的那一幕悲剧,不过是文人墨客的遐想。在那个关头,人们为什么要把生死的选择交给一个最不应该交付的人?

3.
踏着白求恩的足迹,到中国去看看,是罗莎琳自儿时起便怀揣的梦想。1974年,中加两国刚刚建交,她正准备参加由一批加拿大教师组成的访华团时,却因为丈夫突然失业,家中陷入困境,而无奈地放弃了那次渴望已久的旅行。
她与白求恩一样,也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牧师之家。爷爷和叔伯那两辈人中,有数位亲属曾来中国做过传教士。那些点缀着异国情调的家信与日记,常伴随着幼年的罗莎琳进入她神秘的梦乡。
说来有趣,虽然传教士们在解放后不久便撤离了中国,但到了六七十年代,这些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后代,不少人却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他们人数虽少,却凝聚成一股亲华力量,在朝野推波助澜,促成了中加两国邦交的正常化。
“为什么那批信奉基督教的加拿大人,会喜欢红色中国呢?”我不解。
“这不难理解啊!”罗莎琳扬扬眉毛。“《圣经》上所传播的人类终级理想,就是社会大同,人人平等。而这一切,恰恰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实现了。那可是传教士们历经几代人的艰辛努力,都未能达到的目标啊!”
数年前,我曾随罗莎琳一起去多伦多,看望一位患病的老教授。这位加拿大老人在成都出生并度过童年,讲中文时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没想到,在谈及中国农村的现状时,他突然涨红了脸,情绪激动地朝我大声嚷嚷:“可气呀!毛泽东苦心经营了三十年的合作化,让他们一下子就全毁了!简直是不可饶恕!听说,现在全中国只剩下了河南的一个村庄,还在顶着压力,坚持走合作化的道路,是吗?”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从何讲起。尽管他在中国度过童年,亲眼目睹过新旧社会的更替,可是远隔重洋,雾里看花,他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又能了解多深呢?
不过,与他观点相近的人,为数不少。前些日子,当罗莎琳与我谈起退休后的打算时,我建议她到中国去教英语,一圆她儿时的梦想。不料她一口就否定了这个提议。
“现在去?去做什么?”她瞪大了眼睛反问道。“难道去帮助人们多学点英语,以便他们多向西方帝国主义学习,加快资本主义化的步伐?让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
我愕然语塞。
“不错,我年轻时,的确非常渴望去中国,亲眼看看人民公社,赤脚医生,下乡知青,工农兵大学生,那么多令人鼓舞的新鲜事物!可是如今,非常遗憾,我不愿意去了,因为我不想看到劳苦大众被剥削压迫的悲惨状况… … ”罗莎琳优雅地轻轻摇着头,眸子里浸着她一贯的忧郁。
尽管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变化上与罗莎琳不尽相同,秋风四起时,我们仍然再次携手,举办了纪念白求恩医生逝世70周年的专题研讨会。
在蒙特利尔市街头广场的白求恩雕像前,天空中飘洒着蒙蒙细雨,罗莎琳在《国际歌》庄严的乐曲声中缓步上前,毕恭毕敬地献上了第一枝圣洁的百合花。她的后面跟随着一长串队伍,几乎全是中国人。很快,雕像前的几个大花瓶内就插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
冷风裹着雨点打在我颊上,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仿佛又看到了70年前的一幕景象。蓝天下,一只孤鹰在太行山高高的崖畔盘旋。沿着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人们抬着担架上长眠不醒的白求恩大夫,接连数日翻山越岭,到他足迹曾经踏过的地方,与村中的百姓一一告别。担架后面,跟随着长长一列挥泪相送的男女老幼。
望着络绎不绝,自发前来参加凭吊和献花的人们,罗莎琳不无动情地低声对我说,“彦,请你记住,无论如何,我对中国的爱,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永恒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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