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团、中文媒体和中文学校，是构造海外华人社区的三大支柱。其中社团机构以其明确的组织理念、一定的人员规模、群体动员和号召能力，在加拿大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社会中，对华人社区无疑具有极重要的影响作用。以广东四邑人在1863年成立的“美国洪门会分支加拿大洪顺堂”（ 后改名“致公堂”） 为起点，并跟随华人一路从西岸向东岸迁移的脚步，华人团体逐渐遍布各主要市镇，至今达到七千多个之规模，在不同层面、各个领域发挥其作用：在一百多年前，饱受种族歧视的“淘金者” 和“铁路华工”， 抱团结社寻求自保互助而得以立足、生存；在多元文化、种族平等立国时期，依托血缘、地缘和共同利益建立起来的社团，为个人、族群争取经济政治地位以及维护华人权益发声，推动华人成为这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祖籍国崛起、住在国移民政策趋向宽松，华人华侨不断涌入的今天，华人社团在新形势下也将面临诸多挑战，其规模、结构和组织、活动方式能否与时俱进，同变革中的大环境是否相适应，不仅决定着华人社团自身的生命力，而且直接影响华人社区的未来发展。

华人社团现状及主要特点

（一）区域分布广泛，团体种类齐全，是华人华侨获取社会服务的重要民间来源及基础。
目前，加拿大全境凡有华人聚居的城市，都有华人华侨团体及其服务存在的区域布局，而且根据社群的不同需要，造就出乡土联谊、政治权益、中加商贸、专业技术、移民安罝、文体艺术、宗教信仰、慈善公益等门类较齐全的差异化、多层次团组结构。在传统社团方面，按照民俗文化、传统习惯、情感联谊需要，以乡谊县域亲缘纽带建立起来的冈州总会馆、恩平同乡会、潮州会馆、梅州同乡会、开平同乡会、新会同乡会、湛江茂名同乡会、福建华联总会、以县市冠名的同乡会等，以及印度华人联谊会、越柬寮华人协会、全加客籍联谊会等遍布各主要城市，使来自不同地域、国别的华人移民，都能找到乡谊组织，取得其必要帮助；依血缘姓氏组成的宗亲会，例如黄江夏云山公所、龙岗亲义公所、林西河堂、昭伦亲义公所、旅加南阳总堂、余风采堂等，为秉持传统亲缘关系、认祖归宗的族人提供了互助平台。在现代社团方面，有为达到某个特定政治或其它目标而成立的联盟，包括各地洪门民治党、中华总会馆、平反“人头税” 大联盟、加拿大人头税家属会、多伦多维持公义同盟、华人参政同盟、全加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港加联等；工商业及专业界成立的协会组织，例如温哥华华埠商会、多伦多东区华商会、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委员会、安省华商餐馆会、烈治文山市万锦市华商会、中华总商会、台湾商会、地产和金融业界协会等；技术和专业界、青年、文化娱乐界人士组成的专业协会，例如中国专业人士协会、加中科技同盟、安省中国美术会、华侨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多伦多新会青年联合会、汉升体育会、华文教育协会、墨韵琴声书画会和各类地方剧曲艺社、摄影学会、体育协会等；宗教界人士发起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教会组织，包括华人福音堂、华人宣道会、加拿大佛教会等；新移民安置及耆老服务机构，如中侨互助会、华咨处、协群社区服务中心、耆晖会、孟尝会、康福心理健康协会、家和专业辅导中心等；维系母校、同学情谊的校友会，如台山一中校友会、培正校友会等以及中国各大学的校友会；慈善性团体，如福慧基金会、雅贤狮子会、華人腎臟互助協會、华人心脏与中风基金会、癌症基金会华人分会等。这种多层次和遍布各主要城市、各专业领城的全覆盖特性，使新老移民及所有华人可以按照联络乡亲、认祖归宗、专业爱好、拓展生意，以至寻求生活上的帮助等不同需要，较容易地取得它们的帮助服务；在实行“小政府、大社会”，鼓励民间团体承担更多社区服务职能的加拿大，这种特性也使华人有多一道“桥樑”与政府建立联系，在涉及华人各方面事务上向政府提出诉求，推动其决策最大限度地保障族群利益。

（二）粤籍传统团体仍占有全加华人社团半壁江山，中国新移民社团发展迅速。
这既由广东籍移民最早大量登陆加拿大的历史所造就，亦有讲粤语华人仍占全加华人人口一半的现实。据有关资料，温哥华目前具规模华人社团170多个，其中粤籍团体占大多数，达到118个（注1）；大多伦多华人社团中，广东籍团体约占七成；渥太华现有100多个华侨华人社团中，六成是广东籍社团（注2）；蒙特利尔华人社团120个，其中七成也为广东籍团体。卡尔加里、埃德蒙顿、温尼伯等华人聚居城市中，粤籍新老移民在华裔族群中占有较大比例，相应地，粤籍社团在当地华人社区中拥有最大影响力。另外，由于建社长达数十甚至逾百年，多数粤籍同乡会、联谊会、宗亲会等组织的在册会员都有数百或上千人，规模一般在当地华人社团中是较大的，如魁省潮州会馆登记会员超过3000人，安省黄江夏云山公所在册会员1650人，多伦多林西河堂会员、温哥华潮州同乡会等团体会员都分别超过1000多人；温哥华的粤籍社团会员数量也相当多。而它们得以稳定发展并形成现有的较大规模，与其历史上积累的运作经验和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密不可分。1884年成立的中华会馆，章程就对会馆宗旨、组织、管理、作用作出明确规定，共有37条之多；安省黄江夏云山公所会员大会通过的《章程》就确立公所宗旨是“联络宗谊，团结互助，实行公益慈善，共谋会员的福利”，对会员权利义务、组织架构和职员权限、财务管理、实业管理等分别作出规定，条文达81条，行为标准明确，保持內部管理的公开化、透明度、制度化和管理层的有序轮替，使社团维持发展健康发展活力。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各省市区移民越来越多，特别是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大增，中国各省、县、乡籍同乡联谊组织开始迅速发展，特别是他们创办的新型华商会、专业技术协会和各类加中文化、科技、教育协会，进而改变了加拿大华裔社团的结构，但粤籍团体仍占有重要地位，其主办的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等诸多活动，对当地华人社区以至主流社区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其中在大多伦多地区，粤籍和香港移民举办的华咨处、协群中心等承担着区内大部分中国新移民语言培训、安居服务、职业介绍、福利申请、家庭辅导工作；康福心理健康协会、家和专业辅导中心等在华裔新移民子女教育、心理和情绪辅导、戒毒戒赌、处理家庭纠纷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专业作用；耆晖会、孟尝会、颐康中心在华裔养老服务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三）与祖籍国（地）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元素”成为社团活动的重要內容。

“念祖爱乡” 是传统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华人华侨的永恒情结。无论以乡情、血缘为纽带的华人传统同乡会、联谊会、宗亲会，或以加中港台关系作“桥樑” 的后起商贸、投资、文化、科技、教育等交流协会组织，都与其祖籍国（地）保持着天然的紧密关系，其中包括：与祖籍地政府侨务部门建立联系，举办“寻根之旅”、“文化夏令营”、“回乡访问团”，沟通乡音信息；推动家乡与现居地的官方和民间往来，促进中加两国关系发展；关注原居地经济社会动向，为中国发展建言献策，发动成员回香港、台湾参选投票，参政议政；抓紧中国经济发展和“一带一路” 商机，拓展两地双向商贸、投资业务；回乡捐资举办慈善公益、医疗和教育事业，支持祖籍国（地）赈灾等。据至2014年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华人在广东兴办慈善公益项目超过3.3万宗，资金总额超过470亿元（注3），其中加拿大侨胞贡献重大。安省黄江夏云山公所毎年组团到广东台山捐资支持乡村中小学教育，先后设立多个教育奖学金，并为北京奥运捐款一万加元；卡加利五邑同乡联谊会支持家乡文化教育或慈善公益事业贡献突出，曾获得了“江门市社团荣誉奖” 称号。佛山、南海、中山、深圳等地同乡会或联谊会，推动大多伦多市镇与原居地缔结友好或姐妺城市关系、以祖居地名义命名新道路，对宣传家乡、增进两地官方和文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专为资助中国艾滋孤儿和贫困学生而成立的福慧基金会，14年来筹善款超过600万加元，资助中国学生16000多人次。 在中国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中，各主要城市华人社团都积极举办了赈灾筹款，捐资捐物支持中国的救灾重建工作。加中科技联盟成员先后在广东江门投资建成了垃圾处理、有机肥料生产等项目，在多个省份开展了新能源和环保科技方面的开发合作。中国“侨梦苑” 华侨华人创新产业聚集区、“国青创汇”平台，就有加拿大华人科技界和企业落户项目。而这种经济联系，在加拿大经济长年低迷、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推拉作用下呈现出更紧密势头。政治上，许多华人社团在涉及领土主权、核心利益问题上主动为祖籍国发声，组织了各地反“台独”、“ 藏独”、“ 疆独” 行动，在香港“占中” 事件、南海主权争议、钓鱼岛归属问题上为中国发声。2013年10月1日起，从多伦多陆续扩展至渥太华、蒙特利尔、万锦、烈治文山、皮克林、尼亚加拉、温哥华等城市市政厅及安大略省议会，官方在毎年中国国庆日举办的五星红旗升旗仪式，同样是华人社团不懈地努力的结果。

（四）跨地域横向联系趋向紧密，功能由单一联谊互助向多样化发展。
尽管华人社团分散在各主要市镇中，法律上各自独立运作、彼此不存在隶属关系，由于以宗亲血缘、乡土归属为结社原则宗旨，使它们较容易在宗亲、乡域的旗帜下形成跨地域横向联系，或者为了达到某个共同利益目标而联合在一起。例如黄江夏公所、龙岗亲义公所、林西河堂、余风采堂等宗亲会，潮州会馆、四邑各县同乡会、梅州同乡会等地域联谊团体，在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组织，彼此间并无任何从属关系，管理、财务、活动完全独立，但华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宗亲血缘、乡土观念，促使它们从分散逐渐走向信息共享、协同行动，跨地域横向联系越来越多。加拿大全国各地的黄氏公所、龙岗亲义公所等定期和轮流在主要城市主办宗亲联谊大会，建立并加强了宗亲团体间的联系；各地广府人团体的交流互动，也在两年一届的世界广府人联谊大会中得到实现；广东客家籍社团、潮州会馆及潮商会，分别借助定期举办的世界客籍社区联谊大会、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加强彼此间的横向沟通，并且在会议形成的宣言共识下达成协调一致的发展行动。安省黄江夏云山公所《章程》中就规定：“本公所与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黄氏宗亲会互不隶属，但应积极交往，加强合作”，突出公所“与多伦多的华人团体保持兄弟社团关系，互相支持，加强团结”。近年来，华人社团在中国建立“和谐侨社”方针及各地侨务部门协调指导下，彼此交流和联系明显加强，互邀参加对方周年庆典和重大活动，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互动交流日益增进，较易形成争取华人权益的全国性一致行动，这包括：推进全加华人联会和多伦多等城市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的建立；共同发起向联合国、加拿大及卑诗省政府要求平反“人头税” 的行动；组织毎年庆祝加拿大国庆大游行等活动；大多伦多地区华商会联合组织“维权公义联盟”，上诉法院推翻多伦多市议会“禁翅”议案，进而迫使周边城市政府取消有关规定；中華烹飪協會、大多市華商總會等团体抗议“肮脏的中餐馆”手机游戏，维护了华人族群声誉。温哥华市政府宣布平反历史上歧视华人的“人头税”；卑诗省政府就1881年的禁止中国人移民的“人头税”政策公开道歉，主要推动者是温哥华中华会馆、至德公堂、加拿大余风采堂、全加开平会馆等十多团体，它们相互呼应支持、协同釆取一致行动。
随着加拿大政府放弃过去对华人的歧视政策，特別是中加两国关系紧密发展，华人传统社团也由早年对抗种族歧视、扶危济困的单一功能，向联谊互助、安居辅导、权益保护、专业服务等多样化方向转型；而政治性、维权性组织，特别是中国技术移民创办的商贸、文化、科技等类“现代派” 团体迅速兴起，推动了华人社团的功能和结构发生转变。比如，加拿大华人参政同盟等政治性团体，在发动华人参选、投票、关心并监督政府施政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多伦多东区华商会、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委员会等，已经不仅是区内华商的协会组织，对外推广唐人街的商业、文化、旅游，维护工商业户权益，还逐渐承担了配合政府及警方对街区环境、卫生、治安等进行管理的职责，扮演着街道居民委员会的角色。以香港移民为主体的各华商会每年都组织贸易投资考察团访华，出面游说政府议员，在推动华人移民融入社会、推介中国及香港营商机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发展中的挑战和对策思考
展望未来，加拿大倡导的多元文化、种族平等基本国策将继续加强，移民政策在调整中总体趋向宽松，最近三年将吸收逾百万新移民，中国留学生毕业转居留及中国较富裕阶层大量涌入，将推动华裔人口结构不断改变；华人经济实力的成长、华裔在三级议会及政府机构中的参与度逐步加深，使华人社会地位正在提升。特别是加拿大政府在经济增长乏力、美国贸易保持主义挤压下，开始加强与中国的双边往来，这无疑为拥有亲缘、文化优势的华人提供更多发展空间和机遇。在这种变革着的大环境下，华人社团的原来某些功能例如抱团对抗种族歧视的作用正被弱化，为新来乡亲宗亲介绍工作、提供救济的需求会日渐减少，而涉及某些技术专业发展、华人华侨权益、社区亊务管理协调、为中加交流穿针引线等类需求正在增加，这使传统社团面临新的挑战和转型发展问题：
一，成员严重老化，后继发展缺乏人才支援，已成为各地域传统社团的共性问题。在多伦多，许多历史较长的传统社团几乎成为了“麻将馆” 、“老人活动中心”， 以及管理祖传物业、接待访客的“睇楼会所”， 会务和活动参与者主要是老年人，制约了社团应有功能的发挥。据一些侨领反映，其原因：一方面是新生代专注于融入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与传统一代存在隔陔和疏离感，不愿参与华人社团特别是“老”同乡会、宗亲会活动，而新来移民由于语言能力较强、学历高、经济条件较好，很少求助及加入同乡会、宗亲会，有的则因忙于工作而无暇参与社团活动；另方面，有的社团侨领虽然年事甚高，苦于无年轻人接班不能“交棒” 而十几、二十年地担任会长、主席，反过来促使了社团机构的“老龄化”， 适合青少年人的活动难以组办，新生代和新移民更不愿意加入到“老” 团体中来。为解决这一问题，黄江夏公所、多伦多林西河堂等宗亲组织，从建立青年部、选拨年轻精英进入管理层等方面进行了努力，其经验值得借鉴推广；其次，建立任职超过规定年限会长、主席退出机制，严格按照社团程章开展领导换届改选，将年富力強、有创新开拓能力、愿意服务社区的新生代和新移民选拨到领导层，加快实现传统社团的新老更替；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社团在华人社区中的宣传推广和凝聚力，吸引更多新移民、新生代参加社团活动。在这一方面，中国侨务部门在建立“和谐侨社” 中的规划、引导将起着重要作用。

二，传统社团多、现代社团少。根据加拿大新华人联合会曾经对本地华人社团的调查：2002年在大多伦多活动的华人社团和服务机构中，协会、联合会、同乡会、联谊会、校友会占约35％，专业团体占约 12％，学生会占约2％，教会团体占约13％，商会占约8%，服务中心占约13%，教育团体占约3％，剩余为政治等其它类别。之后十多年中，大多伦多华人社团迅速发展，其中省市地域联谊会、同乡会、商会及技术专业协会越来越多，其它华人聚居城市情况大致与此相当，但结构上仍然以传统型同乡会、宗亲会组织占主导性地位，而商会特别是技术专业协会等类以技术专业化、资源共享和整合、引入新概念管理为特征的现代型社团没有长足的发展。在大温哥华地区，华人社团也仍然是以宗亲类组织、数姓组织、地区组织这类依血缘、地缘联结的传统团体为主（注3），现代社团居于次要地位。这种现状，既是长期历史所逐渐形成，又是华人社区客观需求所使然，但随着加拿大社会环境的转变，无论是基于成员的需要或基于政府需要而进行结社的法理条件也在变化，加快现代社团的建设和发展将变得十分迫切。当今是全球一体化、科技快速发展的大时代，加中两国在贸易、能源原材料、科技等方面的巨大互补性空间，尤其加拿大在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清洁能源、节能环保、信息通讯、新材料、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等领域和产业上有可资中国引入的优势，使华人借助自身优势在相关领域可以有出色的活动和成效；而且，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正向吸引国际学生方向倾斜，将促使高学历华人成为新移入华人社区的重要成员，相应地，他们对依托商贸、投资、科技、教育、文化等专业协会获得资讯、服务，开展联谊交流的需求正在增加，近年来由加拿大华裔教授、科技人士、中国留学生、金融地产从业员、教育界和艺术界人员组织的相关专业团体迅速增加，正是这种新趋势的反映。据观察，这些新成立的专业团体从开始就能够与主流学术、科技、教育和文化界对接，内部管理及运作与主流社团看齐，容易融入社会并联合举办专业性活动。因此，着力发展专业技术类团体，将是促进华人团体转型升级的一个突破口和发展的新增长点。例如，华人科技专家创立的“中加科技总汇” 在联络多伦多各主要科技团体，并与北京中关村等达成紧密的业务合作，为成员提供双向交流、科技成果展示、项目合作、技术转让、创投和并购等服务方面取得了不俗收效。需要华人社区形成共识，各专业、行业领军人物和留学人员牵头建立全加性或区域性专业协会，由此推动社团结构进一步改善。

三，山头主义现象较为严重，整体缺乏统筹和协调机制。与加拿大其它少数族群相比，华人社团山头林立、各自为政、小圈子活动，难以拧成一股绳，是长期遭人诟病并阻碍华人社团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其中既有各华人社团成员来自中港台和各国，政治立场、生活背景上存在差别，各有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原因，更与社区对社团至今缺乏有效的统筹和协调机制相关。在涉及“人头税” 平反、多伦多市议会“禁翅令”、安省“中医针灸规管” 等与族群利益相关议题上，华人社团的立场分化甚至对立就是显著表现，并容易让本地政客利用这一弱点去推出将华人利益最小化的政策。与此同时，华人社团良莠不一、素质参差，图有虚名的“光棍司令” 团体无数，动辙冠以“全国” 、“世界” 和“总会” 之名小团体遍地，某些团体因內部管理混乱而出现内讧，个别团体负责人违法亊件时有发生，严重降低了华人社团的社会公信力。为此，首先需要华人团体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共识或宣言，共同发起建立全国性及各城市社团联合会、总商会及专业类别协会，规范华人团体用名，统筹和协调各团体在华人事务上的行动。成立于1884年的域多利中华会馆，正是为解决华人社团“一盘散沙习性” 、“一统唐人街的天下” 的最早偿试（注5）。近年一些华人团体出现横向联合趋势，今后仍需探讨和加强；其次，建议中国侨务部门与驻加使领馆合作，尽快研究制定“海外社团管理办法”，设立一套可量化评估标准，对加拿大现有华人团体的规模、管理、运作、功能作用、侨领德才表现、社区评价等作全面评估，筛选出其心为民、具号召力的社区领袖，通过政策引导、协调统筹，帮助树立起有信誉和能力、愿意服务社群团体形象，推动社团纵向交流、横向联合，紧密地团结起来。

作者简介：黄学昆，《北美时报》总编辑，已出版华侨华人研究著作：合著《海外粤籍华人社团发展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专著《心归何方：媒体人眼中的加拿大华人社会》（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年6月版）。

注释
注1：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2017年统计数字；
注2：中新网2012年10月24日《广东侨史调研团在加拿大渥太华开展调研》；
注3：朱小丹：《广东华侨史文库》总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注4：《温哥华中华会馆百年纪念特刋》，2006年11月编；
注5：黎全恩、丁果、贾葆蘅著《加拿大华侨移民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