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和台湾公民们都很郁闷，两地的民主政治都生病了，且病的不轻。美国内政外交都乱了方寸。联邦政府自10月1日以来关闭。共和党少数派与总统和民主党参议院的斗争是否肯妥协，或是仍然持续对抗下去，本文截稿时，尚未可知。

更为重要的是，联邦债务上限的法案，能否找到办法，避免使得美国和全球经济不必再受严重打击。欧巴马总统因为与国会冲突无解而不参加APEC和东亚两个元首的高峰会，破坏美国信誉，使得美国重返亚洲的信誓旦旦承诺，成为世界笑谈。美国把国际舞台自动让给习近平，真是愚不可及。美国民主政治成了国会少数派勒索人质游戏，美国成为可怜的香焦共和国。民主政治病态丛生以至于此。

台湾9月政潮上演逾月，原本简单清楚的立法院长关说案，起了千奇百怪的变化。最无心机、最少谎言的检察总长黄世铭变成朝野政党共愤的对象。他在司法界中完全被孤立。一向嫉恶如仇的他虽有酷吏之名，本案中也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演变至此，他的下场可能比被他瞧不起的前辈难友更惨，仍然令人唏嘘不已。由此可知，检察总长千万别再接受总统指挥，应与总统保持距离，否则最终成为总统第一个牺牲品。

台湾匪夷所思的政情发展，正如中国鹰派学者阎学通批评的：“台湾不是实行政党政治，而是个人利益政治。不是政治人物为政党争取利益，而是政治人物利用政党争夺自己利益。”现在看来，台湾民主不是资产，而是负债了。美国和台湾，这两个一老一少的民主表现，在大陆对中国民主还有一丝向往的人士中，情何以堪！

台湾和美国民主病态的根由何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近代西方民主始于18世纪的启蒙时代，相信人类的理性可以设计出“人民”为国家主权之源。英美首先成为共和民主先锋政体。英国由议会和君王形成共和体制，议会由贵族和有产业者组成，只有极少公民有选举权。美国也是以共和为建国的理想。革命先贤们都不是人民民主信仰者，他们相信由多数人民决定会恶化为多数暴政。

英美早期民主显示，启蒙时代认为共和比民主更重要。适当的民主政体运行，好像设计出钟表一样的精密仪器，需要有各种多数少数机构的互相制衡。19世纪之后，“人民主权”的概念逐步深入人心，人民要求更加作主。而民主政治是否运行良好，人民的素质至关重要。近代民主的启蒙大师卢梭讲过：“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其政体性质打造出来的，最好民主政体之成为可能，取决于其是否能培育出最富德性的公民。”政治精英阶层应该赋有教导提高多数人民德行品质的责任。但是在民主国家中，提升人民品质却常常可望而不可及。

可是，既然人民是一切国家决策的最高决定者，他们当然有权不接受精英想法或判断。美国人一直有强烈反贵族的浓厚民粹主义的传统。50年来，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每况愈下，从70%下降到20%左右。多数人民认为政府大多数时间不会做对事情。全国至少三分之一公民绝对不信任政府。这是茶党少数派的民意基础。这是政治病态的根由。民主钟表年久失修，重要环节生锈，不大加修理，问题只会更无解。

台湾公民素质在9月政潮中暴露无遗。政客们个人利益至上的丑陋其实反映选民的纵容。选民只重视眼前小惠，不管长久的遗害，才会有马英九和黄世铭悲剧。台湾民主病根在于政治精英阶层无能和人民大众的无原则的纵容。我们指出病根并不难，当事者不讳疾忌医，肯对症下药，才是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