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安部7月22日宣布，从即日起至年底，启动“猎狐2014”专项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即涉嫌贪污、贿赂、职务侵占等经济犯罪的官员，在全球范围内追缉外逃贪官。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称:"一些外逃嫌疑人还牵涉腐败犯罪，能否到案直接关系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这个由中纪委牵头统筹，包括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央行等参与，在今年5月的国际追逃追赃会议上制订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要求各级公安全面掌握外逃贪官情况线索，逐人逐案制订缉捕方案，尽快将他们缉捕归案；对外逃贪官较多的国家及地区要组织集中缉捕；实行“一人一档”管理，落实缉捕。

刘金国表示，“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们缉捕归案、绳之以法”。 而追逃的主要方式包括：发挥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广泛建立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优势，对外逃嫌疑人较多的国家和地区，适时组织集中缉捕；敦促外逃嫌疑人投案自首，动员其亲属规劝回国；建立有奖举报制度等。

其中，对有引渡合作的国家正式通过引渡遣返外逃贪官，没有引渡合作的通过吊销贪官合法旅行证件、指证其犯有严重罪行等，使贪官无法在当地合法立足。外界认为，这是十八大以来，中纪委“打老虎”从在职官员延展到“大老虎”、退休高官以后，延伸至斩断贪官向海外转移资产通道新举措，让境外将不再是贪腐的"避难所。"

加拿大由于其移民难民政策宽松，又与美国及大部分欧盟成员国一样未同中国建立引渡合作关系，一直是较出名、涉重大案情贪官首选外逃国家，因而也有了“中国贪官外逃天堂”的恶名，前有赖昌星、高山案，近有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妻妹，中石油驻加总经理贾晓霞滞加不归，以及被拒投资移民签证的中国全国政协常委; 温哥华和多伦多就聚集着大量中国“裸官”的配偶子女，以及出逃后隐姓埋名的大小“贪官”。

中国这轮全球追缉外逃贪官风暴，自然对他们的前途命运构成一定的影响。对在加中国“贪官”圈有些了解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在多伦多的大小“贪官”相对低调，基本不同华人社区发生联系，一般都想靠过去捞下的钱财过隐居生活，部分人也只和国内政商界旧部朋友联络，希望能够继续取得过去积累下来的经济利益好处。

他表示，前几年轰动一时的地产经纪韩建国遭绑架遇害案，实际上背后就有中国贪官进行资产运作转移的影子; 本地也有的华裔地产经纪熟知中国富商和贪官青睐加拿大豪宅物业，现金支付力强，因而专注这个群体的生意，甚至发展到中国去招揽业务，为相关人等提供置业、移民、安居、洗钱、转移资金等一条龙式服务。

由于逃加中国贪官大都循正常渠道而来，一般已拥有加拿大合法身份，家人及财产全在这里，这轮“猎狐2014”专项行动中，肯定不会是自己回国去投案自首的; 而中国通过指证有关人犯有严重罪行，迫使加拿大法官驱逐贪官出境,或直接久强制缉捕方法将贪官抓捕回国，在加拿大的司法制度和与中国没有犯罪引渡协议的条件下，其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相信不会很大。

赖昌星、高山被遣返或回国自首，只能是加中两国政府交易达成的个案而已，难以对大量逃加的中国贪官有借鉴示范作用。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国在加快政治政革和司法独立，与国际司法制度并轨的同时，尽快与加拿大签订引渡协议，才能使贪官再难在加拿大立足。

根据美国非盈利机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2013年12月发布的《发展中国家非法资金流出：2001-2011》报告，2001-2011期间， 中国大陆因逃税、腐败和犯罪等而产生的非法资金外流达1.08万亿美元，约占全球份额的六分之一，是全球非法资金外流最多的国家。但报告并未指明其中贪官外逃资金所占份额。

而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6月完成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