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由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和美国科学家William C. Campbell、日本科学家大村智三人共同获得。这是继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振道、丁肇中、李远哲、崔琦、高锟、朱棣文、钱永健之后，首位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奖，对中国科学界和生物医药业，都具里程碑意义。这项“迟到”近40年的诺奖，立即引发国内争议，但屠呦呦毕生从事药学研究，为创制新型抗疟特效药作出巨大贡献，为中国人争光，也挽救数百万人性命，都值得我们由衷为她点赞！

屠呦呦被称为“三无教授”：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多次提名中医科学院院士都落榜，所以也无中国两院院士头衔。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文革前常见，而连续落选院士，显然与体制不无相关。但这样的背景获诺奖更显励志意义，给孜孜不倦、辛勤努力的各领域钻研者很大鼓舞。学历和证书未必完全等于成就，中西文化和价值观果然不同。

从历史角度看，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是屠呦呦和科研组的重大贡献，拯救数百万人。疟疾迄今仍是人类最大威胁之一，全球每年近两亿人罹病。2001年，世卫组织向恶性疟疾流行的所有国家推荐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每年拯救数十万人性命。

屠呦呦是世界第一个提取出这种活性物质的人，她被称为“青蒿素之母”。这个科学研究成果40年后才获奖，绝对是迟来的荣誉，或意味中国本土其实还有“沙堆中的珍珠”，因语文隔阂或交流阻碍未被外界发掘肯定。但屠呦呦获奖，很难据此延伸扩大解释为中国科研水平经30多年改革开放，已达世界领先水平。

这次获奖，难免带着不少“中国特色”。一，这个成果是中国科研“举国体制”的产物，并非屠呦呦个人的自主发明。它得力于1967年5月，集中国科技力量的联合研发抗疟新药“523项目”启动。漫长的探索过程，60多个单位500名科研人员参与，使青蒿素多年来被中国政府视为“集体成果”，而不是特定个人的成就。

二、不能忽视屠呦呦的关键性贡献。依她的说法，青蒿素提炼经190多次失败，最后发现用乙醚提取样品，对鼠疟、猴疟的抑制率达100%。1977年3月，屠呦呦首次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撰写论文，发表于“科学通报”，引起世界高度重视。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三、是颁奖给群体或个人？中国学术圈对屠呦呦是否可作为发现青蒿素代表人物，仍有很大争议。她获诺贝尔奖后，大陆舆论众说纷纭。有人叫好，有人认为奖应颁给研究群体，而非屠呦呦个人，有人甚至主张奖金应分享。屠呦呦表示，这个奖属于全体中国科学家，获奖后的巨大压力可见一斑。

有媒体引述2006年中国“523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主持编写的“迟到的报告”一书说：“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六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哪一家都不可能独立完成。”依这段论述，青蒿素发现是集体功劳，屠呦呦不能独揽荣誉。

四、体制的囿限。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迄今无法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许就在功劳谁属的认定不同。香港大学教授金冬雁在“科学网”博客分析，由于发现青蒿素过程的关键性贡献有争议，屠呦呦在学术同行中声誉不高，屡被举报，导致评选院士过程不顺。

五、颁奖与肯定中药有别。屠呦呦获诺奖，李克强总理和不少中国人对传统汉医药获国际肯定而欣喜。但评审委员会强调，屠获奖是为表彰她受到中药启发下对药物的寻找过程，而不是颁奖给中医药。华人不应擅自扩大解读或自我膨胀，就如该奖评选主席齐拉特所说，“表明中国传统中草药也能给科学家们带来新启发”就够了，毕竟中国传统医药融入世界医药，还有漫漫长路待努力。

屠呦呦获奖，也让中国舆论为痛失青蒿素世界专利权扼腕。中国数百人在青蒿素研发付出多年代价，1977年起陆续在国内外发表系列文章。然而1994年，却由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与跨国制药巨头、瑞士诺华公司签署专利开发许可协议，放弃复方蒿甲醚国际市场销售权，让外商坐享利益，商业实利拱手让人。这个案例提供中国企业和科研界一个教训：对智慧产权保护，中国民众和政府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也该眼光放远，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